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虽然现在每年出版的书籍浩如烟海，但和层出不穷的黑科技不同，人文思想可以说是在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就已经长好了主根和主干，之后的其他书籍所谈论的思想不过是这株大树上的枝枝叉叉，甚至只是大树上的一片树叶，乃至树叶上的一粒尘埃而已。

哲学家金克木先生的《书读完了》这篇文章值得一读。为什么世间有那么多的书，金先生偏偏说“书读完了”？就是因为他能够分得出哪些是主根主干，哪些是枝杈，哪些是树叶，哪些是尘埃。这样，心里就特别清楚哪些书值得反复读，哪些书值得一读，哪些书连读都不值得读了。

只要抓住了大树的主根、主干和主要枝杈，其他的枝枝叶叶不需要用力过多，因为一棵树的规模只要抓住了前者，自然就很好地把握住了。《论语》作为儒家的最重要经典，其意义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这株大树的根，而且是主根。

既然《论语》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这株大树的主根，那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明白了《论语》的重要性，当然要去读《论语》。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如何读<论语>》一文中甚至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以上为什么读《论语》这个事儿搞清楚了，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年龄开始读《论语》比较合适。是不是越早越好呢？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译文】八岁的孩子，上自王公的子孙，下至老百姓的子弟，都进入小学学习。小学教学的内容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识字、计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待孩子长到十五岁，则自君王可继位的太子和其他儿子，以及公侯、大臣、官员之正妻所生的儿子，连同老百姓中的优秀子弟，都进入大学。教学的内容是穷尽事理、端正本心、修养自身、管理人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说，学校教育在年龄界限和深浅难易上是以大学、小学来划分的。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两者结合起来看，朱熹谈了两个主要问题：

其一：什么年龄可以开始读《四书》？

朱熹认为是在15岁之后，也就是经历了学习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小学”阶段，进入为了明礼修身等目的而学习的“大学”阶段，才开始读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

其二：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如何？

朱熹认为先要读《大学》，再读《论语》，再读《孟子》，最后读《中庸》，如此安排因为各书功用不同。读大学是“定其规模”，读《论语》是“立其根本”，读《孟子》是“观其发越”，读《中庸》是“求古人之微妙处”。

这段话中的“定其规模”，“立其根本”，“观其发越”，“求古人微妙处”这几个词不大适合很直白地用现代汉语对译出来的，只有读了《四书》，了解了四书的基本内容，才可能对这四个词“心有戚戚焉”。

作为今人，我们对朱熹的这种观点该如何看待呢？我的意见是既不可以完全等闲视之，也没必要彻底拘泥于他的说法。

到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或者说干他这个年龄该干的事儿。这应该是教育的最基本原则之一，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违反。

古人学习是从最基本的洒扫应对开始，从《史籀篇》《三百千》等蒙学读物开始，从“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开始。这是打根基的事儿，万丈高楼平地起，马虎不得。

我们现代很多人仿佛觉得自己“知本”，但因为过于急功近利，直接就要奔着他自己认定的所谓的“本”去了，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是本末倒置了。

千万别觉得七八岁甚至五六岁就能背诵“子曰：学而时习之”是值得炫耀的事情。这个年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还在撒尿和泥呢，他怎么可能对“学而时习之”感兴趣呢？

那些疯狂倡导儿童读经，把儿童读经包装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甚至恨不得要宣扬读经应该从0岁开始才好的人，我个人觉得都是妖言惑众，别有用心。

在孩子小的时候，要教他好好说话，要教他有想象力，要教他有好品质，等等。这些完全可以通过读各种绘本，读各种故事书来进行，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来示范。而绝不是读了经典，就能代替以上所有。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经”就是“常”，“典”就是“范”，这些是从日常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适性的道理。但不要以为我们直接学这些道理就好，越早学这些道理就越好，越早学就越能把日常生活整明白。那是严重的本末倒置。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在具体的事儿上理解日常之种种，然后再读经典，才会有更深入的体会和感受。

这一点老祖宗比我们弄得更明白，或者说老祖宗的做法比我们更符合人的成长发展的规律。一切太过于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揠苗助长，都是饮鸩止渴。

当然，也不要机械的理解朱熹的话，认为必须15岁才可以开始学《论语》，早一天也不行。而且，必须先读《大学》，然后才能读《论语》。

我们可以结合学习生活的种种经验，给十岁八岁的孩子说说“温故而知新”是怎么回事，但却不适合给他们讲什么“礼之用，和为贵”一类的道理。《论语》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除了字面意思之外，对孩子恐怕很难讲明白。除了让他觉得呆板无趣，徒生厌倦之外，怕是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基于这样的思考，虽然我对《论语》还比较熟悉，也时常在家里一边整理家务，一边播放了《论语》诵读的录音来听听，但那只是我个人的爱好，我绝不会强制我刚刚上小学的孩子去系统地学《论语》。

他在摆弄着手里的玩具，偶尔听到录音中某一句话，他会忽然我问，爸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有一次，他问我：“爸爸，‘譬如北辰’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对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告诉完这个他就不再往下追问，接着玩玩具去了了。

他不追问，我却要追问。我问他刚刚听的是一整句话，为什么偏偏问这几个词呢？

原来他对“譬如”这个词儿感兴趣，以为这个“譬”是他熟悉的那个“屁”呢。以为“北辰”的“辰”是他熟悉的那个“沉”呢。“屁”没重量，怎么会“沉”呢？由此发出了疑问。

当然，这个好玩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我绝不会再揪着耳朵告诉他“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是怎么回事？

因为，除了能告诉他字面的意思之外，其他的什么我都不可能给他讲明白。

什么叫“为政以德”？历史上有哪些君主可以称之为“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为什么就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两者之间什么关系？

“为政以德”真的就一定能像北辰一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吗？这是现实，还是理想？

“居其所”的这种“无为”，儒家和道家有什么不同？

现代生活中，“为政以德”重要，还是“为政以法”重要？

……

这些连续不断的追问对他这个一年级小豆包而言，毫无疑问太深奥了。但即使不做这些追问，只把字面意思告诉他，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这离他的生活太远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不能和任何他能感受到的生活实际发生联系，建立意义。如果非要让他反复读，还要求背下来，那基本上就是折磨了。

这些深入的思考等他到了一定的年龄，需要思考的时候，再去思考也不迟。

就《论语》学习而言，以我个人的经验判断，孩子在小学阶段，可以偶尔渗透一点，到了初中，可以有选择地讲解一些，到了高中，才比较适合于全本的阅读。当然，要想对《论语》有更为深入的理解，那可需要一辈子的时间了。

以上关于关于什么年龄读《论语》的问题，应该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学习《论语》“不宜过早”。但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也“不宜过迟”呢？

我的意见是想读《论语》，什么时候都不迟。作为一个成人，任何时候拿起来读《论语》都可能有收获，都可能在《论语》中找到那么一些句子，和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思考相印证，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感通效应。

或者再往后退一步来说，一辈子都不读《论语》，是不是人生就有极大的缺憾，无法弥补呢？也不是的。

《论语》作为一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不止存在《论语》这本书中，也存在于其他经典之中；不止存在于其他经典之中，也存在于其他的一般性的书籍之中；不止存在书本之中，更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作为中华文化这株大树的主根，《论语》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只不过我们是“日用而不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