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光芒 | 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很少偷懒？

　　　　前言：“上了大学就好了”——不少朋友常对孩子说这句话。果真如此吗？美国的一些顶尖大学，课业压力之大超乎想象，简直就是“地狱”。但尽管如此，为何那么多留学生仍趋之若鹜呢？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篇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的文章，其中主要阐明了两点：

　　1、中国学生并非全球最勤奋；

　　2、勤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勤奋在点子上。

　　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个小朋友迈克，今年刚上大学一年级。芝大经济系诺贝尔奖得主云集，是闻名全球的“芝加哥学派”的发祥地。在他的帮助下，我像一个大一新生一样背起书包，走进他们的Liberal Arts 课堂听课。

　　芝大的General Education在全美独树一帜，素以苛刻的标准和繁重的学业压力而著称，但也正因为此才保证了芝大本科人才培养的过硬质量。

　　这一切大概要归功于哈钦斯校长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启动的本科教学改革。在那次堪称革命性的变革中，芝大建立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的General Education课程体系和小班教学模式。

　　我选了一门希腊思想史的讨论课。本来我还想多选一些，但迈克建议我最好只选一门，从头到尾听下来。我听了很不服气，想当年，我在北大读书时一学期至少要选十门课。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点，芝大的课程难一点，但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迈克很直率地告诉我，他一学期只选了五门课，已经快要崩溃了。

　　我将信将疑。

　　果不其然，这门课的难度极大。学生平均两到三个星期要读完一本像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样的著作（芝大Liberal Arts课程从不讲活着的人的思想）。一学期下来大约要读四本原著，还不包括补充阅读材料。

　　在课堂上，一般会有一个学生先做一个15分钟左右的报告，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一节课90分钟，老师只讲大约50分钟，而且老师讲课并非一个人的表演，会提很多问题，学生也可以随时插话提问，参与讨论。课后还有大量的作业。

　　学生在课后必须要读原著，否则既不能完成作业，也无法参与课程讨论，而这些会统统计入学生的最终成绩。更为要害的是，上这样的课，从一开始就必须非常努力，也不能逃课，否则，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有一次我因为要参加一个会议，落了一节课，结果后面立即陷入听不懂的状态。

　　上完课后，迈克带我到食堂去吃饭。他几乎是连跑带颠地取完东西——顺带帮我也取了午餐——坐下之后就从书包里拿出书和笔，一边吃一边在书上写写画画。

　　说是吃饭，他基本上是在看书，饭其实是在五分钟之内吃完的。我问他怎么会这么紧张。他告诉我下午化学实验课的内容还没有完成，而如果完不成的话，课就没法上了。这使我大为惊奇。

　　迈克的专业是经济学，如果要选数学课还可以理解，但和化学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匆匆吃完饭后，迈克对我说，下个星期他会非常忙，因为要开始期中考试了。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一定有时间和我见面。我马上说，没关系，你先忙，我们可以两个星期后再见面。迈克面露难色地说，恐怕也不行。

　　这些期中考试会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也就是说，是和期末考试连在一起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迈克以及其他芝大的学生那么忙，以至于几乎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但不要以为这些学生只是在读书。迈克每个周日要到城里去上班，平时还要参加和欣赏各种各样的音乐会。

　　相比而言，国内本科学生的单位课程压力要小很多。北大学生算是辛苦，但对于一些特别聪明的理科生和大部分文科生来说，日子要轻松得多——他(她)可以偷懒。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很辛苦，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读自己喜欢的书和社会活动上，真正用在课业上的时间并不多。即便如此，我的成绩也还不错。

　　原因很简单，每次期末考试之前，我就把班里笔记记得最好的同学的笔记借来抄一遍，往往得分比他还要高。

　　他的笔记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包括老师讲的笑话，然后在笔记本上注明。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种在没钱复印的时候只能抄笔记的办法，实际上帮助我加深了对老师授课内容的理解；而那位笔记记得特别好的同学，也许因为记笔记时过于专心致志，反而忽略了老师讲课内容的实质。

　　因此，我特别怀念那些既没有钱技术也不发达的日子，并且在我也成为一名教员之后，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告诫学生们千万不要去认真地记笔记。

　　后来有了钱，复印价格也大幅下降了，再也没有辛辛苦苦地抄过笔记，考试成绩反而没那么好了。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偷懒在芝大几乎不可能发生。而且，和国内本科教育恰好相反，越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单位课业负担反而越重。

　　因此，芝大学生在选课时非常谨慎，一定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绝对不会出现借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来凑学分的情形——而这种情况在国内大学实在是太普遍了，越是文科学生越好混日子。

　　芝大学生很少偷懒的首要原因是选课制度。

　　学校规定，学生选课是自由的。但在本科一二年级的Liberal Arts课程中，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都有相应的学分要求。最要害的是，在学生的选课目录中，小班讨论课必须要达到一定比例。

　　如果说，上大课时学生还有可能偷懒的话，那么，在十来个人的小班讨论课上就无论如何偷不了懒。如果学生不读书，不完成课后作业，不要说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就连讨论都插不上嘴。

　　而且学生必须从一开始就非常努力，否则，稍有疏忽就会给后面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就好像欠了高利贷，一旦还不上，利滚利就会越滚越多，最后想补救都来不及。每一门课程的成绩都包括了平时成绩、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因此，只靠期末考试前背背笔记就蒙混过关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目前，国内许多大学也实行了自由选课制度，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也提出了学分要求，但仅具其形。

　　如果没有小班讨论课和讨论课学分比例限制作为支持的话，自由选课制度也许会降低本科教育质量。原因在于，自由选课制类似于自由市场制度。在一个课程市场中，课程的受欢迎程度有可能成为评判课程质量的标准。

　　因此，教师上大课的动力要大于上小班课的动力——小班课更累，而且难以体现出教师的受欢迎程度。学生出于畏难情绪和追求高分的心理，有可能会倾向于选修那些容易通过或老师给分比较高的课程。

　　因此，从表面上看，学生可能选修了很多门课，甚至选修了双学位，但实际上这些课程的单位课业负担并不大，对学生的智慧和思维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很难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这就是学生们自己形容的所谓“水”课和“水”系。

　　迈克告诉我，芝大学生很少偷懒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芝大的费用太高，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接近6万美元。

　　因此，在芝大学习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课，都可以相应地折算成学费。他必须要在芝大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否则对不起爸爸妈妈付出的高昂成本。

　　换句话说，当每一个学生付出的学费同样多时，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谁学到的东西越多，就意味着谁获得的超额利润越高。因此，每个学生都卯足了劲儿拼命地学习。对于那些依靠奖学金读书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一方面，奖学金是按照年度发放的。学生如果不努力，成绩不好，很可能意味着下一年度会失去奖学金；另一方面，那些本来上不起芝大的学生因为获得奖学金而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并且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取得成就反馈母校曾经的帮助。

　　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内生性的激励效果最为显著。

　　我原来以为，美国顶尖大学学生很少偷懒是因为他们实行“宽进严出”制度，淘汰率高，在过程中迫使学生不敢偷懒。这可能是一个误读。

　　实际上，对于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来说，入学竞争极为激烈，条件一点也不“宽”——入门条件“宽”的多数是公立大学和社区大学；除了像加州理工学院等少数大学外，许多大学的淘汰率并不算很高。

　　芝大也是如此。尽管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培养质量，但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太难为学生。只不过，对学生而言，如果成绩单上都是C的话，不要说自己看着不好意思，在就业时也会丧失竞争力——就业机构并不会因为你仅仅是芝大毕业生就会雇佣你。

　　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如果你不能获得一个具有理想收入的职位，那就意味着你为上大学所付出的巨额投资将付之东流，这显然是学生和家庭都不能接受的。

　　相比而言，中国大学——即使是最顶尖的北大、清华——的学费很低，一年只有5000元人民币，还不到1000美元。

　　除了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和学校往往对这部分学生有减免学费的政策——之外，许多学生并不觉得上大学的成本有多高，或者说，他们对于上大学的成本的直观感受并不强烈。

　　因此，多学一点和少学一点对他们而言是无差异的。另一方面，由于高考之前的重复性训练的确是过于艰苦，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难免会产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

　　此外，由于大学课程和社会需求脱节，用人机构不能从课程成绩单中观测到学生的实际能力，只能通过替代性的指标——比如学校名气、社会活动，甚至是父母身份——做出录用与否的决定，反过来也影响到学生对课程学习的重视。

　　因此，和美国学生上大学以后异常辛苦，而且越是人文学科学生越辛苦的现象恰好相反，中国学生上大学以后相对要轻松得多，而且越是人文学科学生越轻松，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质量。

　　美国顶尖大学学生很少偷懒这一现象，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和美国的私立大学制度、就业市场的多样性以及社会诚信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

　　美国教育是与其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相适应相匹配的复杂系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忽略了这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而单纯倡导甚至移植某些具体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谓的“宽进严出”和AP课程，等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

　　本文作者秦春华，现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原文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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