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1900-1995），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浙江杭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

　　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领导文化事业，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为培养电影事业的新生力量作出了贡献。1982年，他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

　　反右运动后，1958年，夏衍在含反省意味的文章《走过来的道路》里说：“我出身在一个没落了的小地主的家庭。”这是不确实的。严家衖的沈家（夏衍原名沈端先）如自“破落”论，并不是“小地主”；如自“小地主”论，则又无所谓“破落”。

　　夏衍出世时，沈家破落不假，却绝非从小地主破落下来。它当年的气度，可由那所大宅子来验证。1940年，得知这座建筑毁于战火，远在桂林的夏衍写了《旧家的火葬》：

　　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经过了洪杨之劫，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是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昔日的面貌。

　　高小毕业后，夏衍“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所幸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扩招，每县可以保送一、二个公费学生，德清县以“品学兼优”，把夏衍列入保送之列，学费由县政府负责。

　　此事让人感慨于当时的教育，有相当的“公正性”。家庭经济状况，本已把夏衍排除在持续接受教育的行列之外，但他居然仅凭“品学兼优”、不靠任何别的关系，而被免费保送制度所惠及。在校5年，他不单由少年变成青年，更在精神上成长为全新的人。“五四”运动爆发，像是给18岁的夏衍特意准备的成人礼。他的身影，活跃在杭州的学生游行队伍中，并参与创办浙江革命学生自己的“《新青年》”——《浙江新潮》。他以“沈宰白”的笔名，在《浙江新潮》发表了几篇文章。这应是夏衍一生写作的开端。其中一篇，引起陈独秀注意。

　　1921年2月，夏衍抵达日本北九州的明治专门学校。这是一间工科学校，1907年创办，宗旨定为培养“精通技术的君子”。在日5年，是夏衍认真接受新知的开始。以往在国内，思想虽然激进，但所读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更谈不上系统。日人向来颇重图书资料建设，“明专”亦不例外，虽属工科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却和综合大学的藏书差不多”，专业书籍之外，有大量文学和社会科学图书。

　　重要的是，夏衍在日本得以正式了解马克思主义。1923年10月，他参加了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读书组织，第一回指定的读物，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个活动，对夏衍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他已经沉迷在社会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中，“‘实业救国’的念头渐渐消失”。

　　到学生时代结束为止，我们从夏衍身上尚看不到将来去做文艺家的一丝可能。他的目标，只是“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朴素而健康，具有那个时代新青年们特有的单纯向上的气质。

　　抱了这样的热忱，1924年11月，夏衍得知孙中山应段祺瑞之邀，从广州乘船北上，途次北九州门司港的消息，就约了二三个中国同学，赶去求见。“出乎意料之外，我们上船没有遇到困难”。他轻易受到接见，在场的，还有宋庆龄、李烈钧等。

一个毛头学生，自作主张去见民族的领袖，居然说见就见到了。这朝气，属于一个初生牛犊般的青年，属于一位锐意进取的政治领袖，更属于渴望新生的中国。

夏衍在孙中山面前加入了国民党。“这件事是我一生中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开始”。四个月后，国民党驻日特派员何兆芳与夏衍联系，希望夏衍到东京总支部工作。1925年10月，夏衍离开九州，去了东京，到国民党驻日总支部报到。当时，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以及驻日总支部，都在左派掌握中，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同志们对夏衍表示信任，请他担任总支部组织部长，并参加常委。

　　1927年4月下旬，夏衍回到上海。此时国内血雨腥风，实出于海外之人所能料。夏衍在沪巧遇经亨颐，经先生得知他拟去武汉，婉劝打消此念。夏衍接受了劝告，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方面的国民党，也宣布将夏衍开除。

　　夏衍的国民党生涯，到此结束。5月，东京的何兆芳、何恐等人，也都撤回上海，来与夏衍见面。他们了解夏衍在日本的表现，故而建议“反正西山会议派已经将你开除了，你可以当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不久，夏衍经介绍加入中共，并且不需要预备期。

　　他被编入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夏衍说他所在小组，除自己外“全是太阳社的作家”，有钱杏邨（阿英）、孟超、洪灵菲等。另一个小组，则是清一色“创造社”成员，例如冯乃超和李初梨。“他们在上海这个地方，除了办书店、编杂志、写文章以外，别无用武之地”。鲁迅所遭遇的“‘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便发动于这个基地；夏衍写道：“从1927年底到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主要是从闸北支部掀起来的。”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闸北支部”那些人，把鲁迅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一条忠实的看家狗”，说“他的思想与技巧，是早已同样的完了，完结了”，并宣布他为“死去了的鲁迅”。

　　这些左得可爱的言论，显然愚蠢，而受到中共高层的批评，下令团结鲁迅、停止“围攻”。怎样实现团结？办法是把“左翼作家联盟”搞起来，请鲁迅挂帅。筹备过程中，需要一个人居间联络、跟鲁迅打交道。“革命”的文学家基本都将鲁迅得罪了，唯独夏衍“置身事外”，还可以充当一个联络人。

　　就这样，工科出身的职业革命家、“非文艺工作者”沈端先，成为一个文艺团体的创始人之一。他名列“左联”12人筹备小组，举行成立大会时他是3人主席团的成员（另两人是鲁迅和钱杏邨），随即又当选“左联”首任7位执委之一。虽然由他行转事文学的例子并不鲜见，但别人的转，皆由自己去树立起这目标，慢慢摸索过来。夏衍之入文坛，则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听从党的调遣，糊里糊涂撞入，未几，却以全才的面貌脱颖而出，文武昆乱不挡——除诗歌以外，举凡戏剧、电影、报告文学、散文、政论、杂文……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建树之广，蔚为奇观。

　　从社会革命家向革命文艺家转型的第一步，自电影开始。

　　中国第一部影片摄于1905年，但电影在中国谈得上一个文艺门类，则在1922年至1929年之间。作为初级阶段，此时电影的幼稚、粗糙、浅薄在所不免，所拍作品，内容、主题不外乎武侠、恋爱、伦理之类。

　　到30年代，制片商也意识到，电影如要登新台阶、获大发展，必须脱离窠臼。所以1932年初夏，钱杏邨带来消息，说其安徽老乡、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的周剑云，托他“邀请三位新文艺工作者到这家公司去当‘编剧顾问’”。

　　到底能不能“替资本家赚钱”？“文委”专门开会研究，“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当时领导“文委”的瞿秋白拍板可以一试。决定钱杏邨、郑伯奇和夏衍，去做明星公司聘请的那三名编剧顾问——夏衍老老实实地承认，说到底，这三人于电影都是外行。但明星公司所要仰重他们的地方，在于新思想、新意识和新文化，彼此来说，也算“情投意合”——制片厂藉此使自己的出品获取新气象新内容，左翼文艺则从中学习怎样干电影。

　　这是“党领导的电影工作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电影工作”，就是从1932年“算起”。为使这项工作更有安排，翌年3月，“正式成立党的电影小组”，由文委直辖，夏衍任组长。

　　左翼人士介入，确令中国电影焕然一新。一年多光景，左翼影响在电影界便铺天盖地。第一，一些全新的进步影片上映，著名的有《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女性的呐喊》、《盐潮》、《铁板红泪录》、《时代的儿女》等。第二，左翼“电影人”在影坛崛起，如郑君里、金焰、王人美、王莹、沈西苓、司徒慧敏、塞克等，旧有的知名影人，史东山、孙瑜、蔡楚生、李萍倩、卜万苍等，思想也都向左翼靠拢。第三，左翼的电影批评，“占领了几乎上海所有大报的电影副刊”，电影的话语主导权，业为左翼所掌。

　　“二一九”事件后，夏衍隐蔽起来。这“安静和安全”的约半年独居，于夏衍未始不是缘祸成福，用他自己的话说：“意外地给了我几个月闭门索居，可以安安静静地伏案写作的时间。”

　　夏衍诉说当时心态：“有人说我‘空头文学家’，也很想发愤一下，写一点东西。”他虽然写过不少电影和电影评论，但这类东西在当时算不上正儿八经的“作品”，故有此语。他为“空头文学家”之讽感到赧颜，决心“发愤”，说明他对“文艺工作者”角色已有认同，或者说，认真地想成为一个作家了。

　　启用“夏衍”笔名，与这种意识是同步。他先是写了一个有关肥皂厂工人生活的短篇《泡》，“第一次用夏衍这个笔名”。不过，虽然“夏衍”首先诞生于短篇小说创作，但让这名字“大噪”的却是戏剧。这就是《赛金花》。

　　写完后，剧本署名“夏衍”，专门托人从杭州寄出——这是出于隐蔽期间不欲旁人知其下落。因此，《文学》杂志的郑振铎、傅东华将其发表时，都不知道作者就是熟人沈端先。而在同样情况下，业余剧人协会读到本子后，立即决定上演；紧接着发生多个演员“争演”事件——金山和赵丹争演李鸿章，王莹和蓝苹（江青）争演赛金花，最后竟致金山、王莹、蓝苹、顾梦鹤另组“四十年代剧社”单干。《赛金花》的出色，由此可见一斑。

果然，演出获极大成功。“我去看的那一晚，是公演的第四或第五夜，上座极盛”（茅盾《谈〈赛金花〉》）。

　　尽管此剧惹来半生烦恼，但它对于“剧作家夏衍”意义非常。第一，这是一个高起点。第二，它让夏衍的戏剧风格一下就有准确的定位，那种细致而洗练、冷峻与理性的背后却有体贴和敏感、贴近世俗和“平凡者”的现实主义刻画，在以后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里一直保持着，独树一帜，从而明确与其他名剧作家郭沫若、曹禺、陈白尘等区别开来。第三，它还显示了比戏剧才华更重要的东西，亦即精神质地——一个认为即使如赛金花者也不应遭到社会歧视的人，一个在30年代语境下仍旧坚持对义和团的个人观点的人，精神质地显然有一种纯粹性。

　　文学只是夏衍生命的一个侧面。他在三个方面做的工作，不比文学少。大量从事创作，只是30年代末那样几年的光景。也就是这短短几年，他写出了一批载入史册的作品，其中，《包身工》以及《〈包身工〉余话》，尤为不朽。

　　《包身工》缘起颇早。1927年入党后他被分派从事工人运动。他经常去提篮桥到杨树浦一带，那里是工厂区，有日企“内外棉”、英企“怡和纱厂”等。夏衍把头发推成小平头，从旧货店买来粗蓝布短衫裤，装扮着，“在小茶馆和马路上和工人们‘接近’”。1929年，他认识了在杨树浦一家工人补习夜校当教员的女孩儿冯秀英，她就是《〈包身工〉余话》里的“冯先生”。冯秀英提供了一些材料，并引他接触一些女工，使他开始注意起纱厂女工们的状况。

　　不久，夏衍参与筹备左联，工运活动暂时放下。1931年，沈西苓打算以上海女工为题材写电影，夏衍把包身工的材料提供给他，此即明星公司出品的《女性的呐喊》。夏衍后曾在《回忆与感想》中特地指出：“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以示不敢掠美。不过，片子对包身工题材的开掘不够深入，又遭审查官大量删剪，“成绩并不很好”。

　　在帮助影片补充材料过程中，夏衍对包身工现象了解又“多了一点”。当初在日本，夏衍对于日本纺织女工生活曾经有所了解，据说那已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了，可若与包身工一比，两者差别可谓“天堂和地狱”。

　　《回忆与感想》说，他找到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一位青年团员杏弟，谈了几次。结果都意犹未尽。夏衍得出结论：“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视察不可。”

　　他有个昔日的“甲工”同学在日本纱厂当职员，托了这关系，得以去包身工的车间看过几次。然而，他还是不满足，倔强地认为一定要近距离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形，“亲自到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去调查”。

　　这却是难乎其难的事。包身工制度极度黑暗、见不得人，包身工们的住处，“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对此，《包身工》有个精绝的比喻：“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

　　近年“底层文学”渐为人关注。《包身工》可谓当之无愧的“底层文学”的鼻祖；它在这个方面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还将被历史更深刻地证明、更有力地凸显。

　　我曾读过一位名叫冈特·瓦尔拉夫的德国作家所写的《最底层》。德国有大量土耳其劳工，他们干最脏最累的工作，毫无社会保障，人格还受歧视，但这些状况却长期遮蔽在德国公众视野之外。瓦尔拉夫欲将此现实呈于世人，便乔装成土耳其劳工，“深入生活”凡三载，之后写成《最底层》。甫一出版，便即轰动，仅德国40天内就卖出350万册之多。殊不知，冈特·瓦尔拉夫在80年代做的每一步，夏衍在1929~1935年间就全做过了。

　　应该向夏衍脱帽致敬！曾任夏衍秘书的李子云说，95岁那年，夏衍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有趣的是，在夏衍讲这话几年后，《包身工》却从中学教材中被删除了。“删除”发生在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曝光不久。不论这两者间有无关联，至少现实证明，《包身工》有着跨越时空的意义。

　　曾经有个说法，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有“三座里程碑”，《包身工》是第一座。如果一定要谈里程碑，我同意《包身工》是一座，却不认为有更多。可能过于苛刻，但作为个人之见，我愿意这样看。

　　70年后读《包身工》，以及《〈包身工〉余话》，惊异不已的是它们写作意识如此超前。我们现已熟知“非虚构叙事”概念，而70年前，夏衍着手写作时，此类概念和创作实践还不存在——欧美真正出现这现象，是在“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新左派”浪潮起来后。可是读一读《包身工》和《〈包身工〉余话》，不难发现“非虚构叙事”的特征，已十分清晰和典型。夏衍虽不曾一模一样地讲出“非虚构叙事”几个字，然而“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背后的意思，同后人提倡的“非虚构叙事”，无有不同。《包身工》的完成过程的每一步，都寓涵着全新的写作意识与姿态。